一、民法典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凡是较为成功的立法必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例如，影响广泛的 《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 的自然原则，由此派生而出的法律规范制度，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 理清楚的形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伦理与明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而得到奠定。 ① 《德国民法典》以康德哲学为基础，固守自由主义的、启蒙哲学的社会模 式，固守孤立的、褪掉个人历史特性和条件的个人主义的人类图样，而不是促进 或至少允许共同劳动的、实质合同伦理的、社会自治的新的法律激情，以及通过 公法来填补和疏导私法以承认所有权与合同的政治功能。 ②
这些哲学思想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但也先天地存在弱点，需要适应社会生活 的发展而适时修正。民法中的自由主义不仅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而且无法配合 企业主社会本身的内在发展。其主导形象是个人经营者，而非人合性团体，更谈 不上资合性团体了。因此，民法和公司法的配合就不无困难。 ③ 不提及因合同自 由（特别是透过卡特尔或其他市场协议）导致的、可能危及社会自由的问题 ④ ， 利益权衡有些颠倒。《德国民法典》作为现实世界中的法典早就不再受到意志理 论的专门控制，更不要说在实践中了;在今天，意志原则的衰落依旧较为清晰地 决定着法律实践。 ⑤
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民法典的哲学基础当 然不会沿袭《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所依赖的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大精深，作为中国民法典的哲学基础的，不应是单一的某 种哲学思想，而应是若干并行的主义。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随之发 展和丰富，这也决定了作为中国民法典的哲学基础不应是某个单一的主张。
在民事权利方面，潘得克吞学说中的“权利”来源于康德的自由，此处的自 由是意志天赋的，因此是先验的、无须证明的。这种哲学思想不可能被照搬到中 国民法典之中。权利固然离不开自由，但没有法律的赋予，仅有民事主体的一厢 情愿，在国家体制下是难以成立的。
绝对的意思主义也不得作为中国民法典的哲学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 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的意思与上升为法律的国家意志的统一体。一方面，国家及 法律尽可能地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只要民事主体的意思不与强行性规范、社会 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相抵触，就承认其法律效力，按民事主体的意思赋予法律效 力;另一方面，民事主体的意思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示，唯有如此，该意思 才获得法律赋予的拘束力。民事主体的意思若违反了强行性规范或社会公共利 益、社会公德，达到了法律不可容忍的程度，就会被坚决否定，归于无效。所 以，从根源上讲，民事主体意思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是法律赋予该意思以法律 效力的，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 ⑥ 其实，这一点连某些西方法学家也是承认的。 正所谓意思表示因法律而导致后果，没有法定的效力基础，法律行为尽管具有目 的，也仍不能够引起后果。 ⑦ 当行为表达了一个由法律制度所授予的意志力量或意志统治时，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⑧ 某项合同规定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总是具 有双重的原因:其一为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这项约定的共同的、使他们受到自我 约束的意志行为，其二为法律制度对这种行为的承认。 ⑨
面对如今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主体与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上，民法典若 要做到适应和有效运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得到贯彻和体现。对此，笔者曾经讨 论过自然哲学观与自然资源物权乃至民法的命运，于今仍未过时，可供编纂中 国民法典时参考。
面对“人类高于自然”哲学或曰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具有责任 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生物中心主义、“生态革命派”及其中的“生态伦理 派”，笔者感悟到，科学发展观非常科学，应当将其作为中国民法典的哲学基础 之一。如果无条件地赋予动物、植物乃至岩石等无生物以生存权，就意味着它们 和人同样地享有权利能力，具有法律人格。有学者的确如此倡导。如此，人之于 它们，不再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民法的视 野里，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一旦奉行这样的原则，就会出现如下局 面:因为土地资源及矿产资源、水资源、水生动植物、野生动物不再是人所作用 的客体，而是与人平等的主体，于是，土地物权、矿业权、取水权、渔业权、狩 猎权便因无作用对象而不复存在，走向死亡，自然资源物权制度从法律体系中消 失无踪。依此原则，人基于自己一方的意思而收割农作物、采集药材，人出于自 己的需要而捕获动物，人因居住和通行的必需而移动岩石等无生物，均应被禁 止，除非动植物表示同意，岩石等无生物不予反对。如此一来，现行民法关于意 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制度及其理论便难以适用到动植物和无生物，面临危机，只 好重构;重构恐怕也无济于事，必须彻底摧毁，创造出一部远远超出了先人憧憬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崭新法律。极而言之，也许人类自己无权再进食，连露宿 旷野都会侵害土地乃至草木的利益，升入天国应否先征得空气的同意?如果是这 样，可真是人将不人，民法不再了。行文至此，远处再次传来这样的声音，不绝 于耳:那些主张结束人口增长、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人被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 的精英，无情又无德。他们准备为少数人的生态完整性和持续性未来所付出的代 价，必然包含千百万人的死亡。实际上，在准备提出一种关涉人类生存方式的 革命理论之前，在试图建立一个改变人类根本命运的全新制度之前，重温一下马 基雅维里在将近500年以前对革新者提出的劝告也许是有益的:必须记住，再没 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 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遥远的未来届时自有相应的规范出现，忧天倾的人们仍在衣食住行，时下之 人乃至下一代恐怕必须作为主体支配无生物、植物乃至动物，甚至“残忍地”吃 掉它们，除非愿意并且能够做到不食人间烟火，只不过人类必须克己以求可持续 发展，尽可能地尊重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罢了。如此，主体支配客体、主体之间 等价交换等民法规则就须臾不可离开，民商法这部“生活的百科全书”依旧会 引导着人们的日用常行。历史将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摸索着前进。当然，在侵权 责任法等领域需要适当地承认某些动物享有特殊权益，例如，某些动植物享有获 得生存条件的权利，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作为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 修正，这才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在南非，一些动物权利团体在南非宪法制定前的 协商过程中，为将动物权利写入《宪法》而奔走呐喊。然而，尽管南非拥有世界 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和一个进步的《权利法案》，但是动物最终还是没有被赋予权利。也许与其将动物权利纳入《宪法》，不如在某种程度上在《宪法》中 规定人们有人道地对待动物的义务。
摘自：《民法总则：具体与抽象/崔建远民法研究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内容简介：本书既有民法总则本体的介绍和阐释，也有民法与宪法、商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之间关系的辨析；既有民法总则的解释论，更有民法及其总则的立法论。
《知识产权法之于民法典》一文在赞同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族的前提下，更重视知识产权法的特殊性，认为它在民法典之外更利于其变化、发展。《行政合同族的边界及其确定根据》则从行政机关及其行为距离行政管理职能和公益性的远近、合同关系的主导性质以及归属何方的利弊分析各个角度，主张并论证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等合同由民法调整优点更多。《民法，给程序以应有的地位》强调了程序在民法体系中的重要性，法律人不应重实体而轻程序。《实体法与程序法相辅相成》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权法的司法解释作为素材，挖掘了民法与民事诉讼法衔接和配合的意蕴和美妙。
《民法制度移植的背景因素和内部和谐问题》以中国法的实例讨论了比较法方法的运用，借鉴境外的制度、规则及学说不可囫囵吞枣，而应注意其于体系中所处位置，特别是背景因素，中国法吸纳它们时应当自洽。
《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论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我国民法的漏洞及其补充》等文则为解释论，反映了那个年代作者握有的民法知识和理论水平以及写作风格。今昔对比，或许可以发现作者的成长轨迹。
《编纂民法典必须摆正几对关系》等文为立法论，多为近作，目的在于为编纂中国民法典提供参考意见。
自觉值得一提的是《合同无效与诉讼时效》系列文章，它们虽短却新意不缺，且多数观点站得住脚，与其后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某些规定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