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当某个合同纠纷发生,当事人对于某个或某几个条款的含义发生认识上的分歧,裁判者处理该案时,胸怀公平正义,目光巡视于该合同案情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过程,至少离不开对于合同予以解释和对于法律规定进行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活动往往是交互进行的
□崔建远
合同作为交易的法律形式,每天都在充当着满足人们需求的桥梁。可是,人的理性有限,加之缔约者大多不是法律人,所订合同未臻完善,用语模糊,甚至漏洞频出,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明确合同用语的确切含义,补充合同的漏洞,完善合同的条款,以满足缔约者的需要,保护缔约者的合法权益。这些工作即为合同解释。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迄今为止的合同解释,在理论层面大多是原则性的,较为泛泛的；在实务操作中时常是感性的,有时脱离了解释规则。这离科学地解释合同,妥当地处理系争案件,尚有不小的差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逐渐形成并遵循合同解释的规则及方法,以达法律及其理论的完善,实务操作有章可循,是目前法律人的重要任务之一。
发生交织的前提条件
合同解释的过程本身会涉及法律的规定,合同解释完成后进入法律适用阶段,而法律适用仍然与法律解释相连。由此决定了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会相互交织。其实,合同解释的过程本身就往往伴随着法律解释,于此场合,合同解释的同时便有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为合同解释服务,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交织。
当然,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并非总能交织。如果没有合同文本,只有法律规定需要明确其含义、适用范围等事项,那么,法律人的工作就仅仅是法律解释,就不会发生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现象。只有在存有合同文本,而且需要明确条款的含义,甚至是补充合同漏洞,需要将有关法律规定适用于此,法律条文也有必要明确含义、适用范围、漏洞填补的场合,才会存在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交织的现象。
其实,假如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完全相同,合同解释同时就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同时亦为合同解释,也就无所谓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只有在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存在差别,合同与法律均需解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另一方面,假如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根本没有共性,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搭界,则同样不会有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只有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解释某特定的合同文本时同时需要解释相关法律条文的场合,才会有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两者的共性与差别
事实是,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举其要者,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法律系针对多数人的,合同原则上仅仅拘束着双方当事人,因而,在解释合同时,通常可以顾及意思表示受领人独特的理解能力,而解释法律则不允许进行类似的顾及,以免可能依据不同的人的理解可能性而赋予法律不同的意义。二、凡是法律均有其目的,法律目的是最重要的解释标准。在合同解释中,将目的作为解释标准时必须十分谨慎。由于一方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未必是另一方所追求的目的,目的并不能直接决定合同的内容。三、由于法律调整的是多数事例,在法律为无效时,法律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大多会遭到严重破坏。相反,合同往往仅局限在双方当事人的范围内,而且只关系到某个特定的客体,因此合同无效并非不可承受。
由此差异决定,法律解释适用的一些规则,在解释合同时并不适用,或者不明显适用。最突出的是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在对法律可以作出多种解释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符合宪法精神的那种解释结果,即使这种解释结果与法律制定者的意思相违背,亦然。相反,在解释合同时,符合法律的解释原则或符合善良风俗的解释原则,至少并不具有像合宪性解释那样的确定性适用。诚然,对于某种类型的合同,即已经履行的长期债务关系,人们也竭尽全力要避免无效后果的发生。四、填补法律漏洞,或用类推适用的方法,或用目的性限缩的方法,或用目的性扩张的方法等,不会用任意性规范填补漏洞。与此不同,对合同漏洞的补充,时常要援用任意性规范。关于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之间的共性,例如,两者都奉行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原则,都有填补漏洞的现象,解释时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践行公平正义等。
因此,当某个合同纠纷发生,当事人对于某个或某几个条款的含义发生认识上的分歧,裁判者处理该案时,胸怀公平正义,目光巡视于该合同案情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过程,至少离不开对于合同予以解释和对于法律规定进行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活动往往是交互进行的。
以往,我们对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区别在认识上较为清楚,但对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则意识不够。例如,尚未理性地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此次对某具体法律条文的解释因对某具体合同条款的解释而或多或少地修正了以往对该法律条文的解释；因该法律条文解释的修正又导致了其后此类合同条款的解释发生变化。
笔者不揣简陋,将近年来思考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交织的心得呈现给大家,听取批评意见,以不断进步。
(本文选自《债权:借鉴与发展》修订版)
摘自：崔建远 著 《债权:借鉴与发展》
